在澳大利亚生活两年以后

2026年9月，距离毕业回国还有几个月。

再过几个月，我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应该就结束了。

2025年2月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独自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远并长期生活。家里人好像总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伴随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要激动、紧张、孤独，或者至少在落地的那一刻感叹一句“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我当时其实没有那么多感觉。攻略已经查过，材料已经准备，机场怎么走、入境需要什么、落地以后坐什么车，都只是一个已经查清楚的流程。

真正稍微有一点感觉，是飞机飞到澳大利亚大陆上空的时候。我看着下面完全陌生的土地，突然意识到自己第一次真的到了地球另一边。后来第一次去大洋路，也有类似的感觉。但这种感慨通常持续不了太久，第二天还是要上课、买菜、交作业、处理各种事情。

两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也不想把这段生活包装成什么“改变人生的留学经历”。澳大利亚没有让我脱胎换骨，也没有让我突然理解世界。但它确实给了我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

第二套现实坐标系。

以前对于很多事情，我只能看新闻、读文章、听别人讲，然后在中国的经验里想象国外是什么样。现在至少对于澳大利亚，有些事情我可以说：我在这里上过学，租过房，开过银行账户，办过各种手续，和这里的人合作过，也真正按照这里的规则生活过一段时间。

这并不会自动让我得出“哪里更好”的答案。

但从此以后，再看到一些简单的结论，我会多问一句：

为什么这里这样设计？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又制造了什么问题？

如果换一种制度，
得到的东西和付出的代价分别是什么？

大学不是另一所高中

我真正接触澳大利亚教育其实比来澳洲更早。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触纯英文授课、英文论文、Turnitin、Presentation 和 Moodle。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当然很陌生。

我甚至有一次把作业文件上传到了 Moodle，却不知道上传之后还要进一步确认提交。差了大概两个小时，是室友提醒我，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完成整个提交过程。那一次没有真的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到了澳大利亚以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学校当然会发邮件，会给 Handbook，会写课程要求，会告诉学生截止日期。但是很多事情默认是你自己负责。选什么课、自己的课程结构够不够毕业、哪些课程可以申请学分减免、什么时候申请、材料有没有交齐，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一个班主任每天盯着。

甚至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 UOW，修完全部课程也不等于学校会默认替我把“毕业”这件事情自动处理掉。学生还需要主动提交 Graduation Application，学校确认符合条件以后，才进入正式的学位授予，也就是 conferral。即使不参加毕业典礼，毕业申请本身仍然需要完成。

第一次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中国学生很容易默认一套流程：

我进入学校
↓
学校给我安排课程
↓
我通过考试
↓
学分修够
↓
学校让我毕业

而这里更像：

学校把规则和服务放在那里

你负责完成自己的部分

↓

选课
查要求
交作业
申请减免
处理签证
申请毕业
确认个人资料

我不想把这个简单总结成“国外教育培养独立，中国教育不培养独立”。这种说法太大，也经不起认真比较。它更像是一种制度习惯：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契约化，学校有它应该完成的义务，但学生也被默认是一个能够自己处理事务的成年人。

规则写在那里，没有人因为你“本来是想提交的”就自动替你补完操作。

这件事本身并不伟大，但我挺喜欢这种逻辑。

A Level、高考，以及一个人应该学什么

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也开始接触一些过去没有认真理解过的中学教育体系，比如 A Level。

我最开始甚至听过“A Level 有上百门课程可以选”这样的说法，后来真正查了一下，以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AS & A Level 为例，目前官方提供的是 55 门科目，可以由学校组合，学生也可以在其中选择少数科目深入学习。数字本身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背后的教育思想。

它和我熟悉的中国高考逻辑非常不一样。

中国高考虽然这些年也存在不同选科制度，但整体仍然强调一套高度标准化的基础评价。一个学生想进入好的大学，数学、语文、外语以及选考学科中的明显短板都会直接影响最终总分。

而 A Level 这类体系更愿意接受一件事情：

十六七岁的学生已经可以出现非常明显的方向分化。

如果一个人擅长计算机、数学、经济，他可以把大量时间投入这些领域；如果另一个人擅长艺术、历史或者语言，也可以走完全不同的课程组合。教育不一定要求所有人先在完全相同的跑道上跑到十八岁以后再开始分化。

这件事情对我尤其有冲击，因为我的中学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我高中参加过 NOIP、蓝桥杯，自己学过 C++，也很早就决定高考以后系统学习网络安全。但是高考失败了。

我并不想因为后来做出了一些成绩，就反过来说“高考完全没有测出我的能力”。高考成绩就意味着我当时在那套高中评价体系里的表现确实很差，CSP 两次没有进入复赛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些不能因为几年以后有了别的结果，就重新解释成“其实我当年很厉害，只是考试不公平”。

但同一个人后来又可以做网络安全竞赛、漏洞研究、写论文、开发 Blender 插件、处理数据、参加开源项目，再读到数据分析硕士。

于是我还是会问：

一场统一考试，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定义权？

它当然可以很好地测量一个人在某套统一课程里的学习结果，却很难概括一个人全部可能的发展方向。

从我个人性格来说，我显然更喜欢允许偏科和较早专业化的体系。我从小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可以花大量时间自己往下钻；对不认同、不感兴趣或者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表现可能非常差。

CDR
C++
网络安全
Blender
金融

↓

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
↓

产生兴趣
↓

自己继续往下追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大概还是更喜欢一种允许一个人在几个领域跑得很远，而不是要求所有维度都维持在同一水平的教育。

高考所解决的是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怎样让数量巨大、来自不同地区和家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尺度上竞争？

一旦大量采用学校内部成绩、课外活动、作品集、推荐信以及高度自由的课程组合，另一些问题马上会出现。

不同学校的评分怎么比较？

偏远地区有没有能力开同样的课程？

家庭有没有钱购买课外资源？

父母是否知道应该怎样规划？

作品集和活动经历怎样验证？

大学获得更大自主招生权以后，
又怎样约束新的寻租空间？

所谓“可以自由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如果一个家庭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哪些课程、哪些大学、哪些竞赛、哪些职业路径，那么孩子面对的所谓自由，和一个父母只知道“好好学习、考高分”的家庭，并不是同一种自由。

所以两套制度在我看来，其实是在付不同的代价。

高度标准化
↓
牺牲一部分个体差异
换取大规模可比性

高度选择化
↓
允许更早专业化
但可能进一步放大家庭和学校资源差异

我仍然更喜欢后者的一部分理念，但已经不再认为“选择多”三个字天然等于公平。

当名校真的摆到面前

关于大学排名，我自己的态度变化可能比课程本身更大。

高考没上本科以后，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名校跃升”有非常强烈的执念。

我曾经非常想去悉尼大学。

一个在中国连本科都没有考上的人，几年以后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悉尼大学，这种身份反转光是想一想就足够让我心跳加快。

这里面当然有现实考虑，但我也不想给以前的自己找什么高尚理由。

就是有一种很朴素的：

我想证明一次。

甚至可以说，我想“打脸”。

这种情绪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而且我现在并不觉得它完全是坏东西。大专那几年，我考证、参加网络安全竞赛、学雅思、找培训、做漏洞、尝试各种东西，当然不是全部为了以后挂一个名校 Logo，但“我不能就这样被一次高考定义”这股情绪确实提供了很多燃料。

人的很多动力本来就没有那么纯粹。

虚荣、愤怒、不甘、自信、焦虑，有时候一样可以推动人往前走。

真正有意思的是，几年以后，当这件事情不再只是幻想，我真的站到了需要做选择的岔路上，反而突然变得异常冷静。

冷静到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点意外。

当时我申请了 UOW 和 Monash。严格来说，Monash 更像是一个备用方案，防止某一条升学路线出现问题。而我曾经最有情绪价值的悉尼大学，真正开始计算以后，最后也被我自己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

以前看大学的时候，我想的是：

这个学校排名更高。

这个名字更响。

如果我能进去，
别人会怎么看？

真正轮到自己付钱以后，我突然开始问：

高多少？

值多少钱？

需要多花多久？

多出来的排名
最终能兑换成多少真实回报？

我把学费、生活费、课程时长、就业时间、机会成本、学校品牌可能带来的薪资差异、国内招聘环境、专业匹配度等因素全部放进了一个 ROI 模型里。

模型当然不可能准确预测未来，但它至少逼着我把“我很想去”转换成了具体变量。

我甚至曾经算出过，在我当时那套假设下，为了更高的学校排名额外承担的成本，平均回报年数可以被拉到大约一百五十年。

这个数字当然不应该被当成什么严谨的金融估值，它更多是在告诉我：

至少按照我自己对未来收入差异的预期，这笔投资已经荒谬到没有讨论意义了。

我后来意识到，当一个大学排名真正需要几十万元人民币和半年、一年的生命去购买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个荣誉。

它变成了一项需要证明现金流的资产。

我现在依然喜欢名校。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悉尼大学和 UOW 学费一样、时间一样、其他条件全部一样，让我随便选，我当然会选悉尼大学。我的骨子里并没有突然变得“看淡名校”，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就反过来说大学排名毫无意义。

变化只是：

我仍然喜欢它，但我开始要求它报价。

报价合理，我当然愿意买。

报价不合理，再喜欢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比“终于有机会读名校”本身更重要。一个高考没有考上本科的人，曾经非常希望有一天靠一所名校完成一次漂亮的反转；几年以后，当这件事情真的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遥远时，我却亲手把它从自己的决策模型里删掉了。

不是因为不想。

只是因为算完以后不值得。

为什么最后读的是数据分析

专业选择也是类似的逻辑。

如果只看我过去几年的经历，最顺理成章的硕士当然应该是 Cybersecurity。我从高中就开始关注网络安全，后来参加培训、考安全认证、打 CTF、做漏洞报送，也已经积累了一些相关成果。

Monash 给我的也是网络安全方向。

但是它需要大约两年。

UOW 的 Data Analytics 则是 1.5 年，而我当时已经判断，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课程很可能能够申请学分减免。如果申请成功，最终就可能压缩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听起来只是一行课程长度，但真正计算以后是：

半年 / 一年学费
+
半年 / 一年澳洲生活费
+
更晚进入就业市场
+
对应的机会成本

于是问题又从：

“哪个专业听起来更对口？”

变成：

“我还需要花多少钱和时间，把网络安全这根已经存在的轴继续强化？”

我的网络安全履历并不是空白。如果再读一个两年的网络安全硕士，当然可以继续强化它，但本质上还是在同一根轴上向前延长。

数据分析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Cybersecurity
+
Data Analytics
+
AI / 数据处理
+
已有的软件和工程能力

我当时想到的是一种所谓的“错位竞争”。

不一定有效，也绝不意味着学了数据分析就突然比纯网络安全的人更有优势。但至少相比继续复制一个非常标准的网络安全硕士履历，我希望自己的技能树稍微横向长一点。

另一方面，我当然也考虑过一年制硕士在中国招聘语境里的认可问题。

互联网上有一种很直接的评价：

“一年硕就是水硕。”

我当时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后来得到的结论却有点简单粗暴：

觉得你水的人，你就是水，无法改变。

这不是说外界评价不重要。

而是有些评价函数根本不值得无限优化。

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方式就是：

澳洲硕士
=
水

一年制硕士
=
更水

那我把一年读成一年半，他未必认可；UOW 换成 Monash，他可能还是觉得澳洲水；再换成悉尼大学，也可能继续说澳洲大学门槛低。

我不可能不断追加：

时间
金钱
学校排名
课程长度

只为了改变一个从一开始就不会认可我的人的判断。

对于愿意认真看履历的人，学校、专业、竞赛、漏洞、项目、实习和实际技术能力都会一起进入评价。对于只准备看一个标签的人，我额外花几十万元也未必能够购买他的认可。

所以最后我越来越觉得，择校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

别人会不会觉得这个选择牛？

而是：

我到底需要优化谁的评价？

最后，24 个学分的减免真的申请了下来，原本 1.5 年的课程最终被压缩成了一年。

那个结果当然让我很高兴。

但比起“省了半年”，我更在意的是：当初站在岔路上的时候，我没有再让几年前那个非常想完成名校反转的自己替现在的我花钱。

那股证明欲过去帮助过我。

但它不应该拥有无限预算。

环境、团队，以及运气

这两年的大学经历也让我越来越不相信一种很简单的说法：

“真正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一样。”

人的能力当然重要，但环境同样是一个真实变量。

在墨尔本理工学院最后的 Capstone 里，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技术能力和参与程度比较有限，最后大量核心工作落到了我身上。我当时甚至直接提出，让大家共同请我吃一顿饭，作为我承担额外工作的补偿。

后来到了 UOW，随机组队，遇到的组员却整体都很给力。每个人能够正常完成自己的部分，遇到问题可以讨论，也有人能提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两个项目里的我并没有突然换一个人。

但是：

个人能力基本不变

团队变量改变

↓

工作量
合作体验
最终效率

全部改变

这是一种很直接的现实教育。

回头看自己的整个升学路线，我其实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次没有完全做好
↓
制度或者环境还留着第二次机会
↓
自己必须把第二次接住

这也让我越来越承认运气的作用。

人的努力当然重要，但“有没有在一个关键节点遇到不可恢复的随机事件”，同样会改变整个路径。

钱开始不只是“存起来”

如果说教育给了我第二套制度参照，那么澳大利亚对我另一个很实际的影响，是让我重新理解“钱放在哪里”这个问题。

我从小接触到的家庭金融观非常保守。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本金安全几乎是第一原则。对于亏损的容忍度很低，这种思路当然不是错误，尤其对于一个依靠劳动慢慢积累资产的普通家庭来说，保护本金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但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我开始自己管理 CBA、ING 等账户，比较不同银行账户的利率，考虑澳元和人民币的资金成本，也开始尝试通过 Moomoo 少量配置 IVV 一类的指数资产。后来又开了 Tiger 和 IBKR 作为不同的证券账户通道。

与此同时，我还有动作捕捉业务和数字模型销售。

于是我第一次开始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收入拆成：

主动劳动收入
+
数字产品收入
+
金融资产收益

钱开始不再只是：

赚到
↓
花掉

或者

赚到
↓
存起来

而变成：

这笔资金现在承担什么功能？

需要多少流动性？

哪部分可以承担波动？

哪部分应该保持安全？

有没有闲置资金？

不同币种之间的成本是什么？

后来一位长期接触私人金融的朋友随口提到自己使用低风险美债底仓，同时叠加 Sell Put 获取额外权利金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一种更完整的资金组织方式。

那一次给我的冲击很大，并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听说“期权”，而是第一次意识到：

资产可以分层，每一层可以承担不同的功能。

她拥有的资本规模和我完全不同，所以我最后也没有机械照搬她的方式，而是把单腿 Sell Put 改成 Bull Put Spread，用结构性保护去替代自己并不存在的资本体量。

这种变化其实和我对大学的 ROI 计算是一回事。

我越来越习惯问：

投入的每一单位资本，到底在换取什么？

这里的资本不只是钱。

还包括时间、学历、风险、精力和机会成本。

从“观点”变成“参照”

澳大利亚给我的另一种影响，发生在一些很难用课程成绩衡量的地方。

我以前也会关注政治、社会制度、工会、政府、国家这些问题，但绝大部分理解来自中国的教育、互联网讨论和阅读。

真正长期生活在另一个政治制度下以后，我才发现很多以前被包装成宏大立场的问题，在另一个社会里可能只是很日常的语言习惯。

例如这里的人可以批评政府、批评某个政党、批评总理，同时并不会天然产生：

“那你是不是不爱澳大利亚？”

country、government、party、leader 在日常政治语言里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概念。

这一点对我影响挺大。

因为以前很多中国互联网争论，最后很容易从：

一个政策有没有问题？

滑向：

你站哪边？

你支持谁？

你是不是在否定整个国家？

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先把这些东西拆开。

国家
政府
执政党
具体官员
具体政策
社会
人民

不是同一个对象

我也因此越来越不喜欢把一个现实问题迅速变成立场题。

面对一个社会现象，我更想先问：

事实是什么？

利益相关者是谁？

制度为什么这样设计？

真正执行以后发生了什么？

它解决了谁的问题？

成本由谁承担？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当然，住在澳大利亚也不会让我认为西方制度是什么自动产生正确答案的机器。

选举一样存在表演，政客一样会说选民喜欢听的话，不同利益群体一样会争夺资源，程序合理也完全不意味着结果一定合理。民主制度首先是一种权力组织和纠错机制，而不是一个能够保证每一次政策都聪明、每一个选民都理性的魔法。

反过来也一样。

我现在也更不愿意因为某个中国制度解决了一类问题，就假设它在另一类问题上同样合理。

这两年最大的变化不是让我换了一个“正确立场”，而是让我越来越习惯：

把立场放到事实和机制后面。

以前我只有一套社会经验，很多事情看起来天然就是“应该这样”。拥有第二套参照以后才发现，所谓“正常”本身经常只是：

我过去只见过这一种。

距离家两万里以后

长期生活在国外还有一个作用，是给我和原来的家庭环境拉开了实际的物理距离。

我并没有因为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就突然产生什么巨大的独立宣言。

很多事情其实很普通。

银行卡自己办。

课程自己查。

房子自己处理。

出问题自己找解决办法。

签证自己准备。

生病自己安排。

需要出门就自己去。

做久以后，它们就只是生活。

但这种距离会慢慢改变我看家庭的方式。

以前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容易只剩下情绪。到了几千公里以外以后，很多东西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家里依然会打电话问电脑怎么弄、软件怎么装、Word 为什么突然需要登录，我也还是会觉得烦。但是挂掉电话以后，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课程和自己的生活，不会继续被整个家庭系统包围。

我也越来越清楚自己不喜欢的一件事：

别人替我描述我的感受。

第一次出国应该很激动，长期一个人在国外应该很孤独，快毕业回国应该舍不得，到了某个年龄应该开始谈恋爱。

这些话当然没有恶意。

但我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它们。

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还是要回去

所以，一个可能很自然的问题是：

既然澳大利亚给了我这么多新的参照，为什么毕业以后还是决定回国？

答案其实没有什么戏剧性。

不是因为这两年以后突然发现“中国还是最好”，也不是因为觉得澳大利亚不好。

更不是一种“漂泊游子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叙事。

对我来说，它仍然只是一个需要综合计算的问题。

职业方向
家庭
身份
生活成本
长期定居成本
就业机会
社交关系
文化熟悉度
个人偏好

这些变量放在一起以后，我目前更愿意把下一阶段放在中国。

这不要求我先证明澳大利亚很差。

就像我选择 UOW，并不需要先证明悉尼大学和 Monash 不好。

一个没有被选择的选项，完全可以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只是它不一定最适合当前的我。

我觉得这是自己这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一种变化：

不再需要通过贬低没有选择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

我可以喜欢澳大利亚的一些制度设计，也可以非常喜欢中国生活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认为这里某些社会习惯让我舒服，同时认为自己长期职业发展更适合国内。

这些判断完全可以同时成立。

两年以后

两年前第一次坐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时，我并不知道这段经历最后会留下什么。

现在临近结束，我反而觉得最不准确的一句话可能就是：

“留学开阔了我的眼界。”

这句话太轻了。

眼界听起来像是多看了几个地方、多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多知道了几种生活方式。

但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更接近：

我终于获得了第二套可以拿来比较的现实经验。

以前面对教育，我只有高考和中国大学这一套直觉；现在我知道另一种制度可以把选课、学生责任、课程专业化设计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以前面对大学，我很容易被排名和身份反转点燃；真正需要自己付钱以后，我开始给名校计算 ROI。

以前面对钱，我最熟悉的是存起来和不要亏；后来开始理解利率、指数、跨币种、资产配置乃至衍生品结构。

以前讨论社会制度，很多时候仍然只能在一个社会内部进行想象；现在至少有一部分事情，我亲自在另一套规则下生活过。

以前一个人生活在国外是什么感觉，我也只能听别人描述；现在发现，大多数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所以等我回国以后，我大概不会变成一个不断告诉别人“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人。

两年并不足以让我理解一个国家。

但至少足够让我以后在听到：

“国外都是……”

“中国人就是……”

“西方制度一定……”

“中国制度必然……”

“名校肯定……”

“一年硕就是……”

这些句子的时候，本能地多问几个问题。

谁？

哪里？

什么条件？

解决什么问题？

付出什么成本？

有没有反例？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两年真正留下给我的东西。

不是让我换了一套标准答案。

而是让我越来越不相信只有一套标准答案。

再过几个月，我会收拾东西，结束这里的课程，然后回国。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告别。

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交作业，最后一次看 SOLS，确认毕业申请，收拾房间，把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处理掉，然后买票去机场。

和两年前来的时候差不多。

按照流程，一步一步做完。

只是回去的时候，我已经多了一套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