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生活两年以后
2026年9月,距离毕业回国还有几个月。
再过几个月,我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应该就结束了。
2025年2月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独自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远并长期生活。家里人好像总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伴随着某种很强烈的情绪,要激动、紧张、舍不得,或者至少在落地的时候感叹一句“新的生活开始了”。但我当时其实没什么感觉。
该查的攻略提前查过了,材料也已经准备好,机场怎么走、入境要做什么、落地以后坐什么车,我甚至已经问过学长学姐和学校。对我来说,那更像是在执行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流程。真正稍微有一点感觉,是飞机飞到澳大利亚大陆上空的时候。我看着下面完全陌生的土地,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次真的跑到了地球另一边。后来第一次去大洋路,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通常持续不了多久。第二天还是要上课、买菜、找房子、开银行卡、交作业,遇到什么问题就自己查。时间长了以后,所谓“留学”也就不再是一件每天值得感慨的事情,就是生活。
两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也不想把这段经历包装成什么“改变人生的留学”。澳大利亚没有让我突然脱胎换骨,也没有让我在两年里就理解另一个国家。真要说留下了什么,我觉得比较准确的是:
我终于多了一套可以拿来比较的现实经验。
以前很多东西只能看新闻、读文章、听别人讲,然后拿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去想象国外到底是什么样。现在至少有一些事情,我可以说自己真的在这里上过学、租过房、办过银行账户、处理过各种手续,也按照另一套规则生活过一段时间。
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更懂世界。只是以后再听到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我手里终于不只有想象。
大学不是另一所高中
我真正接触澳大利亚教育其实比来澳洲更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接触全英文授课、英文论文、Turnitin、Presentation 和 Moodle。最开始当然不习惯,但慢慢会发现,这套学校系统背后有一种和我以前很不一样的默认。
学校会告诉你规则,会发邮件,会有 Handbook,会写清楚课程要求和截止日期,也会提供能提供的服务。但很多事情到了最后,默认还是你自己负责。
选什么课,课程结构够不够毕业,哪些课可以申请学分减免,什么时候申请,材料有没有交齐,签证什么时候续,个人资料有没有更新。这些事情没有一个班主任每天在群里提醒。
后来到了 UOW,我甚至才知道,修完所有课程也不等于学校会自动把“毕业”这件事替我全部处理掉。学生仍然需要自己提交 Graduation Application,学校确认满足要求以后,再进入正式的学位授予流程。第一次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已经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反而觉得本来就应该自己确认。
我不想把这件事情简单总结成“国外教育培养独立,中国教育不培养独立”。这种话太大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更像是双方对于学生这个角色的默认不同:在这里,学校当然有学校的责任,但学生也更早被当成一个应该自己看规则、自己处理事务的成年人。
规则一般写得很清楚,但“我本来以为”“我忘了”“我其实想交”并不会自动替你把事情完成。
这种东西学久了以后,也没什么值得夸的。只是会让人慢慢习惯,遇到一件事情先去找规则,看看谁负责什么,我应该做哪一部分,而不是先等一个人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
A Level、高考,以及一个人应该学什么
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也开始认真接触一些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中学教育体系,比如 A Level。
我以前听过很多很夸张的说法,比如“A Level 有上百门课程可以选”。后来真正去看,会发现没有那么夸张。但数字本身其实不重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背后的思路:学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可以出现非常明显的方向分化。
一个人如果就是擅长数学、计算机、经济,可以把大量时间放在这些领域;另一个人喜欢历史、艺术、语言,也可以走完全不同的组合。它并不一定要求所有学生在十八岁以前都把所有维度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然后到了大学才突然开始专业化。
这件事对我自己的冲击比较大,因为我的中学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高中参加过 NOIP、蓝桥杯,自己学过 C++,也很早就知道以后想系统学网络安全。但高考最后失败了。CSP 两次没进复赛也是真的,高考考不好也是真的。我不想因为几年以后做出了点别的东西,就反过来说“其实我当年很厉害,只是考试没有测出来”。
不是这样的。
高考成绩至少说明,我当时在那套统一高中课程和考试体系里的表现确实不好。
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
同一个人后来可以继续做竞赛、做漏洞、写程序、处理数据、折腾 Blender、做开源项目,再一路读到硕士阶段。所以我还是会问:
一场统一考试,到底应该拥有多大的定义权?
从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我显然更喜欢允许偏科,也允许一个人比较早开始专业化的体系。我从小就很明显,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可以自己一直往下面钻;对不感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做的事情,表现可能非常差。
但我也不觉得这就能推出“A Level 一定比高考好”。
高考解决的是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有数量非常大的学生,家庭、地区和学校资源差异也很大,到底怎样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尺度,让这么多人一起竞争?
如果大量使用学校内部成绩、作品集、推荐信、课外活动和高度自由的选课,新的问题马上也会出来。不同学校的评分怎么比?偏远地区有没有能力开那些课?一个家庭知不知道大学到底看什么?有没有钱长期规划竞赛、活动和作品集?
所谓“自由选择”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资源。
有些孩子不是十六岁突然比别人更会规划人生,而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世界上还有这个选项、那个选项,这门课以后可以接什么专业,那个比赛对申请有什么用。
而另一些家庭能够提供的建议可能只有一句:
好好学习,考高分。
这并不是谁更爱孩子的问题,只是家庭能够提供的信息不一样。
所以两种制度在我看来一直都在付代价。高度标准化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差异,换取大规模可比性;高度选择化允许更早专业化,但也更容易把家庭、学校和信息资源的差距提前放大。
如果只问我个人喜欢哪一种,我还是更喜欢后者。
当名校真的摆到面前
关于大学排名,我自己的变化可能比课程本身还大。
高考没有上本科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名校跃升”有非常强的执念。我以前是真的很想去悉尼大学。一个在中国连本科都没有考上的人,几年以后如果真的能进悉尼大学,光是这个身份反转,就足够让我觉得很爽。
我也不想给以前的自己找什么高尚理由。
我就是想证明一次。
甚至可以说,我想打脸。
这种情绪维持了很长时间,而且我现在也不觉得它完全是坏东西。大专那几年,我考证、参加网络安全比赛、学雅思、找培训、做漏洞、想各种办法往外走,当然不是全部为了以后挂一个名校 Logo,但“我不能就这样被一次高考定义”这股情绪,确实提供了很多燃料。
人的动力本来也没那么纯粹。虚荣、不甘、愤怒、焦虑,有时候一样会推着人往前跑。
真正有意思的是,几年以后,当这件事情开始从幻想变成真正需要做选择,我反而一下子冷静了。
当时我申请了 UOW 和 Monash,Monash 更多算是一条备用路线。而我以前情绪价值最高的悉尼大学,真正开始计算以后,反而是我自己先放下的。
以前看学校,我很容易想:
这个学校排名更高。
这个名字更响。
如果我真的进去,别人会怎么看?
真正轮到自己付钱以后,问题一下变了。
高多少?多花多少钱?多读多久?多出来的半年或者一年意味着多少学费和生活费?更晚进入就业市场又是多少钱?最后多出来的那个排名,到底能够兑换成多少真实回报?
我后来真的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很粗糙的 ROI 模型里面算过。学费、生活费、课程时长、机会成本、学校品牌可能带来的收入差异、国内招聘环境、专业匹配度,都往里面塞。
那个模型当然没有能力预测我的未来。我甚至算出过一些很荒谬的回报年限,不能当成严谨金融估值。但它至少让我第一次直观看到:按照我自己对未来收入差异的判断,我需要额外付出的成本已经大到不值得单纯为了排名去承担。
我现在依然喜欢名校。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悉尼大学和 UOW 学费一样、时间一样、专业一样,其他条件全部一样,让我随便挑,我当然选悉尼大学。我并没有突然变成“排名无用论”,也没必要为了证明自己最后的选择正确,就反过来说悉尼大学不好。
变化只是:
我仍然喜欢它,但我开始要求它报价。
以前的我很想完成一次漂亮的身份反转,几年以后,这个机会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遥远,我却第一次愿意问自己:我到底愿意为这种反转支付多少钱?
答案不是无限。
为什么最后读的是数据分析
专业选择其实也是同一套逻辑。
如果只看我过去的经历,最顺理成章的硕士当然应该继续读 Cybersecurity。我从高中就开始接触网络安全,后来参加培训、考认证、打 CTF、做漏洞报送,方向一直很明确。
Monash 给我的也是网络安全方向,但课程需要大约两年。UOW 的 Data Analytics 原本是 1.5 年,而我当时已经判断,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课程可能可以申请学分减免。如果减免成功,就有机会把整个硕士继续压缩。
后来24个学分真的申请了下来,原本1.5年的课程最后变成了一年。
半年或者一年放在学校网页上,看起来就只是课程长度差了一点。但真的算成自己的东西以后,就是半年或者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再加上更晚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网络安全履历并不是空白。
如果再读一个两年的网络安全硕士,当然可以继续强化它,但大体还是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往前走。数据分析则稍微不一样,它至少可以给我再增加一根轴。
Cybersecurity
+
Data Analytics
+
AI / 数据处理
+
原本的软件与工程能力
我当时把这种想法叫“错位竞争”。不一定真的有效,也不是说学了数据分析以后就自动比纯网络安全的人有优势。我只是觉得,相比把自己继续做成一个非常标准的网络安全硕士履历,我更愿意让技能树稍微往旁边长一点。
当然,一年制澳洲硕士在国内的评价我也认真考虑过。
网上有一句非常直接的话:
“一年硕就是水硕。”
我以前确实会很在意这种评价。后来想了一段时间,得到的结论有点粗暴:
觉得你水的人,你就是水,无法改变。
这不是说别人的评价都不重要。找工作的时候当然有人评价我,而且有些人的评价直接决定我能不能进下一轮。我真正开始区分的是:到底哪些评价值得我花成本去优化。
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方式从一开始就是“澳洲硕士等于水,一年硕更水”,那我把一年读成一年半,他未必认可;UOW 换成 Monash,他也可能继续觉得澳洲水;再换成悉尼大学,也不保证能改变他的判断。
我不可能一直追加时间、金钱、排名和课程长度,只为了购买一个本来就很难购买的认可。愿意认真看履历的人,会把学校、专业、竞赛、漏洞、项目和实际技术能力放在一起看。只看标签的人,我额外花几十万元也不一定有用。
所以择校后来对我来说,问题已经不再只是:
别人会不会觉得这个选择牛?
而是:
我到底需要优化谁的评价?
那股证明欲以前帮过我很多次,但它不应该拥有无限预算,环境真的会改变一个人能做多少。
这两年的大学经历也让我越来越不相信一句很常见的话:
“真正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一样。”
我以前多少也相信过这种东西。觉得如果自己真的有能力,那环境差一点也没关系,队友差一点也没关系,反正厉害的人最后都能做出来。
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
在MP最后的 Capstone 里,我所在的小组技术能力和参与程度比较有限,最后不少核心工作落在我身上。我后来甚至直接提出,让大家共同请我吃一顿饭,就当作我多做工作的补偿。
到了 UOW,随机组队,情况却完全不一样。组员整体都能正常完成自己的部分,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也有人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不用每天想着怎么替别人兜底,也不用把大量精力拿去追进度。
两个项目里的我其实还是同一个人。个人能力没有突然变化,但是团队一换,工作量、合作体验和最后效率都跟着变了。我现在依然很在意环境,这其实和我前面讲高考、学校资源那些东西也是一致的。一个人当然不能把所有失败都归咎于环境,但反过来假装环境不存在,也没什么意思。
有些人之所以能很早做出一些事情,不只是因为他本人聪明或者努力,也可能因为身边正好有人知道怎么做,学校有设备,队友够强,前面的人已经把路踩出来了。
我自己的升学路线里也经常碰到另一种事情:第一次没做好,但制度或者环境还留着第二次机会。
以前国内课程衔接的时候,有考试第一次没过去,后来第二次再过;到了硕士阶段,原本1.5年的课程能不能压缩,也取决于学分减免申请有没有成功。很多节点如果第一次失败就直接永久关门,我现在走到哪里其实很难说。所以我现在也越来越承认运气。努力当然重要,但一个人有没有在关键节点遇到一个完全无法恢复的随机事件,或者反过来,有没有刚好得到第二次机会,也会改变整条路线。
能做的还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完。剩下的,没有必要假装全部都由自己控制。
钱开始不只是“存起来”
如果说教育给了我第二套制度参照,那么澳大利亚对我另一个很实际的影响,是让我重新理解钱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我从小接触到的家庭金融观很保守。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本金安全通常是第一位。对于亏损的容忍度很低。
我现在也不觉得这种思路有什么错。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劳动慢慢积累资产的普通家庭来说,保护本金本来就很重要。
但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我开始自己管理 CBA、ING 等账户,第一次会认真比较不同银行账户的利率,会想澳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资金成本,也开始少量接触 IVV 这类指数资产。后来又有了 Moomoo、Tiger 和 IBKR 这些不同证券账户,与此同时,我自己还有动作捕捉业务和数字模型销售。
钱在我这里开始慢慢变成几个不同来源:
主动劳动收,数字产品收入,金融资产收益
以前对于钱,我最熟悉的其实只有两种处理:
赚到了,花掉。或者赚到了,存起来。
后来我才开始自然地问一些以前不会问的问题:这笔钱现在负责什么?我要不要随时用?哪一部分可以承担波动?哪一部分绝对不能动?是不是有钱实际上一直闲在那里?
有一次,一位长期接触私人金融的朋友很随意地跟我提到,她会把低风险美债作为底仓,再在这个基础上使用期权结构获取额外收益。那一次真正让我觉得新鲜的,其实不是“期权”两个字。
而是我第一次很直观地看到:
原来同一套资产也可以有分工。
一部分负责安全,一部分负责流动性,一部分提供抵押能力,一部分承担收益和风险。钱不只是全部堆在同一个地方等利息。
她的资本规模和我完全不同,我当然不可能机械照搬。后来自己研究的时候,我也会主动把单腿 Sell Put 这类暴露改成 Bull Put Spread,用明确的保护去替代我自己并不存在的资本厚度。
这件事和我后来算大学 ROI,其实越来越像。我开始习惯把很多东西都当作资本。钱是资本,时间也是;学历是,精力也是;机会成本当然也是。
如果投资100万,一年以后原封不动吐回100万,账面上看本金没少,但这一年承担过风险,占用过资金,也花过精力。说“我一分钱没亏”其实没有多少意义。
这套思路后来越来越影响我做别的决定。
从观点变成参照
澳大利亚给我的另一个变化,发生在一些很难用课程成绩衡量的地方。
我以前也会关注政治、社会制度、工会、政府、国家这些问题,但大部分理解都来自中国的教育、互联网和阅读。真正长期生活在另一个制度下面以后,我才发现有些以前听起来很宏大的东西,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没有那么戏剧性。
至少在我这两年的实际生活里,我经常看到人很自然地批评政府、批评某个政党、批评总理,又同时很自然地把自己当成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员。
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让我突然站到哪一边,而是让我越来越习惯把几个经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
国家,政府,政党,官员,具体政策,社会,人民
它们不是同一个对象。以前在中文互联网看很多争论,很容易从“这个政策有没有问题”,很快变成“你站哪边”“你支持谁”“你是不是在否定整个国家”。
现在我会更本能地停一下。到底在讨论谁?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政策,还是政府,还是某个政党,还是整个社会?
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我也越来越想先问比较无聊的那些东西:事实到底是什么,哪些人受影响,制度为什么这样设计,实际执行以后发生了什么,解决了谁的问题,成本最后又落在谁身上。
住在澳大利亚当然也没有让我觉得这里的制度会自动产生正确答案。我在这里一样能看到政客说选民爱听的话,也能看到不同利益群体互相争夺资源。程序存在,不代表每一个具体结果都会聪明。
反过来也一样,我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的一种制度在某件事情上有效,就直接假定它在其他问题上一定同样有效。
我觉得自己这两年最大的变化,不是换了一套“正确立场”。
更像是以前只有一套生活经验,很多东西看起来天然就是这样。现在手上多了一个参照以后,我会先怀疑一下:
这真的是“应该这样”,还是只是我以前只见过这样?
世界突然变近了一点
还有一种变化以前我没太注意,就是世界在我脑子里的距离好像变了。
以前“国外”是一个很大的词。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在同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里面。去一个地方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出国、签证、飞机、语言,好像前面横着一整套门槛。
真的在澳大利亚生活以后,这种感觉淡了很多。
悉尼和墨尔本变成了查一下机票和时间就可以决定去不去的地方,大洋路也不再是一张网上看过的图片。再去看其他国家时,我也会开始很具体地想航班多久、签证怎么办、住哪里、路线怎么排。
不是世界真的缩小了,只是很多地方第一次从“地图上的名字”变成了“原则上我可以自己去的地方”。
我以前并没有特别强的旅行欲。现在反而会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多出去看看。不是为了收集多少国家,也不是为了发照片,只是亲自站到一个地方以后,很多以前纯靠想象的东西确实会变得具体一点。
距离家两万里以后
长期生活在国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作用,就是让我和原来的家庭环境真正拉开了一段物理距离。我没有因为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就突然产生什么“我终于独立了”的宣言。实际生活没那么浪漫。
银行卡自己办,课程自己查,房子自己处理,水电网络自己弄,签证自己准备,身体不舒服自己安排。租房到最后还要算家具怎么处理、Bond 怎么交接、下一任租客怎么接进来。
这些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有一点麻烦,做久以后就是生活。但物理距离确实会改变我看家庭和自己的方式。
以前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容易只剩情绪。隔了几千公里以后,有些事情反而更容易分清楚:这是家里人的感受,那是他们的期待,而我的感受是另外一件事。
我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很不喜欢一件事情:
别人替我描述我的感受
第一次出国应该很激动,一个人在国外应该很孤独,快毕业回国应该很舍不得,到了某个年龄就应该开始谈恋爱。这些话当然大多没有恶意,但我不需要这些预设。
我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知道,不用替我补。
为什么还是要回去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既然这两年澳大利亚给了我这么多新的参照,为什么毕业以后还是准备回国?
答案其实没有什么戏剧性。不是在国外生活两年以后,突然发现“中国还是最好”;也不是觉得澳大利亚不好,更不是一种“漂泊游子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叙事,没必要,现实也没有那么多青春叙事。
我只是把职业方向、家庭、身份、生活成本、就业机会、长期定居成本、社交关系、文化熟悉度和我自己真正想过什么生活放在一起想了一遍。
目前的结果是,下一阶段放在中国更合适。以后会不会变,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越来越不喜欢为了让一个决定看起来坚定,就把未来几十年的自己一起替他决定掉。现在适合回去,那就回去,以后条件变了,再重新算。
两年以后
去年前第一次坐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时,我并不知道最后会从这里带走什么。
现在快结束了,我反而觉得“留学开阔了眼界”这句话有点太轻。眼界听起来像是多看了几个地方,多认识了几个外国人,知道了几种以前不知道的生活方式。笔落此处,我不得不承认,这两年的留学生活,我买到的不是学位,也不是几段旅游经历,这些东西有钱都能买得到,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认为,我买到的一份千金难换的心理疗愈,至少对我而言,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如何生活,更高的学位也的确让我自信起来,这是一种由心生律的疗愈。
对我来说,更实际的变化是很多以前只能靠想象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现实经验。以前谈大学,我最容易想到排名;后来轮到自己付钱,就开始算 ROI。以前谈教育,我只有高考和中国大学这一套经验;后来才真正看到另一种体系怎样处理选课、学生责任和专业化。以前觉得真正厉害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做过两个完全不同的小组以后,我开始承认环境就是会改变人的产出。
以前家里对于钱最熟悉的是安全和储蓄,我后来开始自己接触利率、指数、不同币种、资产配置和衍生品。以前谈国外政治和社会,很多时候只能拿网上的说法互相争,后来至少真的在另一套制度下面交过税、上过学、租过房、办过手续。
以前觉得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应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现在发现大部分时候,也就是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所以我回国以后,大概也不会变成一个不断跟别人说“澳大利亚就是怎样怎样”的人。两年太短了,不足以让我理解一个国家。
但两年应该已经够我在以后听到一些很绝对的话时,多问几句。谁?哪里?什么条件?为什么这样?解决谁的问题?成本最后是谁付?有没有反例?
可能就这样,我没有从澳大利亚带回来一套新的标准答案。
只是以后遇到很多事情,我应该不会那么快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了。















这一切,似未曾拥有